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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或者经济工作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缺少长期主义，大家都是短期行为，机会主义，缺少信仰、缺少原则、缺少长期打算。用凯恩斯的话说，从长期来看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凯恩斯主义就比较关注短期，只关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此来使经济增长，但是带来很多问题。

马克思讲经济是基础，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可以推论，政治家要想有长期主义，首先就需要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阿吉翁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政府要想实现创新型增长，首先就需要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否则就不可能有人创新。

如何拥有长期主义？想要拥有长期主义，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首先外部国际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大国关系不能够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总是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翻脸的时候就动手打架。这样一种表现，不是一个大国成熟外交应有的正常表现。如果国际环境总是要面临颠覆性的风险，企业家谁敢做长期投资，谁敢拥有长期主义？另外，国内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也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另外，我们要加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要给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以便让他拥有长期主义。

当前最大的课题是什么？就是如何能够拥有长期主义，让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我想需要在这么几个方面来作出努力。首先在法律上要修宪，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2016年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台的产权保护文件。在这个文件出台之前，是我们发展中心做的第三方评估，我们当时就提出来，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大家去看现在的宪法，对于产权保护描述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所以我们提出要把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第二，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即使是反垄断也应该一碗水端平。第三，在舆论上，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前面两个是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人讲他们成功的经验，就是善待资本、善待人才，我加了一个善待创新。

第四个就是在理论上要彻底放弃消灭私有制的提法。据有关专家讲，即使是马克思即使是德文的原意，讲的也不是消灭而是扬弃，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看看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的障碍。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民营经济，但是说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并不等于否认国企的作用，我始终认为国企的作用应该是对民营企业的补充，国营企业应该干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我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如果一个事情一个领域，民营企业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可以干得很好，国有企业为什么非要进来与民争利呢？为什么不让给民营企业？国企改革在我看来很简单，就是应该在全国人大设立一个评估委员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去评估，把国企和民企的数据拿来进行评估。刚才讲了凡是民营企业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可以干得很好的事情，国有企业坚决退出。退出干什么？干那些民营企业还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情，这样才能够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钢用在刀刃上，然后国企民企各得其所，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国有企业去做那些民企干不了的事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五点在思想上，理论创新就需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够实现创新型增长。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技术被卡脖子，要想技术上不被卡脖子，首先就要让专家学者不被卡脖子，要让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放开了去想，去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卡脖子，因为思想市场是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创新增长。

这是我认为当前最大的课题，就是要设法拥有长期主义。

想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还是要靠市场经济，把蛋糕做大。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产权，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根本的动力源泉。有恒产才有恒心，没有产权的保护就不可能有创新，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要想把蛋糕做大，还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蛋糕做好做大了以后，怎么分蛋糕，靠所谓三次分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四次分配，通过四次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

大家可能会奇怪，怎么四次分配？因为有专家讲，三次分配前面其实还有一个零次分配，所谓零次分配就是身份的差别。前面讲的城乡居民的差别，比如国企和民企，比如户籍制度上的差别，那本身人的身份上就有差别，从根上就造成了不平等。所以零次分配要解决的是身份差别的问题。

一次分配主要解决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在一次分配问题上，应该是企业主导，工会制衡。二次分配主要是解决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这个事情应该是政府主导，民主监督。三次分配主要解决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三次分配要民间主导，政府通过减税来鼓励三次分配。这是我想说的四次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

四次分配的原则也是不同的。首先零次分配强调的是平等原则，它应该通过实现公民化的改革，通过推进公民化的改革来实现平等，也就是自由迁徙、人人平等、国民待遇。一次分配强调的是效率原则，要通过完善市场化改革，做到能者多劳、多劳多得，把蛋糕做大。

二次分配强调的是公平原则，这是要通过推进民主化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政改来换税改，通过税改一方面给弱势群体，给穷人提供社会安全网，同时也换取富人的安全感，通过税改、改通过加强社会保障、通过加强法制，给富人一个安全感，这是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强调的是自愿原则，通过社会化的改革来加以实现，也就是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最近比较流行的ESG。再有就是发展慈善基金，大力发展NGO，通过NGO、ESG来推动社会化改革，来实现三次分配。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要对共同富裕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更不是杀富济贫，而是通过三次分配，把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大家实现共同富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是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过去40年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实现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以及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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